太行山麓，风卷松涛，柏坡岭上的讲堂灯火通明。学员们围坐，面前不是幻灯片，而是一面弹痕累累的老军旗。讲师用指尖轻触旗角，低声问：“如果这面旗会说话，它会怎样评价今天的支部?” 空气瞬间凝固。

　　这堂课不讲宏大叙事，只讲 “支部建在连上” 如何在一间土坯房里落地生根。1948 年，同样的山村，同样的油灯，同样是一群衣衫褴褛的人，却把 “最后一公里” 走成 “最先一公里”。今天的学员，手机信号满格，却常常与群众断联。差距不在技术，而在精神接口。

　　学院把课堂拆成三块：旧址叩问、沙盘推演、村巷夜谈。旧址叩问，是让学员站在毛泽东推过的石磨旁，量一量自己与磨盘的距离 —— 磨盘每天转，支部每周转不转?沙盘推演，是把邻县刚发生的群体事件搬到桌面，让学员在四十分钟内拿出 “十分钟到现场、一小时稳控、一天出方案” 的模拟处置。村巷夜谈，则是晚饭后不带笔记本，只带耳朵，蹲在老乡门槛上听牢骚，把 “群众语言” 翻译成 “支部行动”。

　　有人质疑：红色故事听了千百遍，还能变出什么新花样?学院回应：故事不变，问题常新。过去打仗，支部要解决 “敢不敢”;现在治理，支部要解决 “愿不愿”。一字之差，差在利益羁绊。课程设计因此嵌入 “微权力体检”—— 用三张 A4 纸列出本人及亲属近五年享受过的惠农项目，当众自读。有人读到第三项就哽咽，有人读完把纸揉成一团。纸团落地的声音，比任何警钟都响。

　　更锋利的是 “反向述职”。学员回村后，须把述职报告贴在公告栏，旁边留一块空白，让群众随意填写 “我眼中的支部”。一周后，学院派人拍照归档。有位支书在空白处看到一句话：“你家门前的路灯亮了，巷尾的老李家还黑着。” 他把这句话打印出来，贴在办公室墙上，三个月内补齐了全巷路灯。灯亮那一刻，他发来短信：原来群众批评不是炸弹，是电源。

　　课程结束不颁证书，只发一把生锈的钥匙 —— 西柏坡纪念馆档案柜的复制钥匙。讲师说：“真正的结业考试在回村那天开始，钥匙能打开档案柜，也能打开自己的心门。” 半年后回访，不少学员把钥匙穿进钥匙扣，与家门钥匙并排。他们解释：提醒自己，支部也是家，家门不能锁。

　　夜色再次降临，柏坡岭上的灯一盏盏熄灭，却有更多村庄的路灯亮起来。红色课堂没有围墙，它的边界在民心。只要支部还亮着，课堂就永远开课。